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，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。他从早期参加革命，到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以至新中国成立后，始终对党的保密工作高度重视，并且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保密工作经验。

做好八七会议筹备保障工作

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，在武汉的汪精卫蠢蠢欲动，最终于7月15日召开“分共”会议，决定同共产党决裂，随即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白色恐怖下，大革命时期处于公开状态的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。

当时，在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（名为“邓希贤”）负责管理党的“文件、交通、机要等事务”，并且“为中央的会议做记录，参与起草文件”。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，他随同中央机关一再转移，从汉口搬到武昌，又从武昌搬回汉口，始终坚持对敌斗争，顽强与敌周旋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为了党的秘密工作需要，他把自己的名字由“邓希贤”改为“邓小平”。

1927年8月7日，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（史称“八七会议”），以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，研究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。为了开好这次重要会议，中央对会议期间的保密工作提早作出周密安排。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更是责无旁贷，积极投入会前准备。

早在8月3日夜，邓小平便在交通员的带领下，秘密进入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的一幢西式公寓。这里原本是苏联援华顾问洛卓莫夫的住所，地处俄、英、法三处租界结合部，前临僻静街道，后面通有小巷，位置很是隐蔽。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，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，不过，他的夫人洛卓莫娃尚住这里，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。另外，考虑到房子二楼凉台与邻居的凉台相连，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撤离，因此，中央决定把这里作为八七会议的秘密会场。邓小平提早来到这里，开始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。

当时，确定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、候补中央委员、中央监察委员，还有中央军委、共青团中央、中央秘书处、湖南、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，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。邓小平曾经回忆：“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，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，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。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，走得最晚，中央负责人最后进，最早走。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，两处均有后门相通，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。”

会期正值8月，武汉酷热难耐。但为了保密起见，大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，屋里闷得像蒸笼。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参会人员都挤在楼上，耐心等待会议的召开。困了，他们就在地板上休息一下；饿了，便喝点开水、吃些干粮，始终保持高度警惕。邓小平后来说：“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，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，进去了就不能出来。”“我是第一批……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，我们进去就睡地铺。”

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，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一夜，但作为会议筹备者，邓小平却在会场工作了几个日夜。1980年7月，他再次来到八七会议会址时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我在这里待了六天……我是最后走的，走得最晚。”其间，他不但尽心做好会务工作，而且根据职责分工，精心完成了会议记录任务，如今我们看到的八七会议报告和发言记录手稿，就出自邓小平之手。

在上海中共中央的日子

1927年底，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。此时中央机关已由武汉转移到上海，他的工作职责主要是“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”，包括“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、机要、交通、财务、各种会议安排等”，还负责“起草对一些省区的指示等文件”，并继续“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”。

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，形势更为严峻。为了安全保密，那时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主要分散在四马路（现在的福州路）447号、同孚路（现在的石门一路）柏德里700号等地。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开展工作，难度可想而知。对此，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黄玠然后来回忆：“邓小平是秘书长……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，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，责任很大。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，处理的事情多，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中央的安危。” 

邓小平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安排中央会议，其中涉及协调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参会，更为不易。因为在当时的上海，国民党军警宪特利用各种手段抓捕党的同志，破坏党的机关，对此，中央特别强调秘密工作制度和纪律，尤其对中央机关办公和活动地址、中央领导同志住址等都作了严格的保密规定。比如，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必须不断变换住处和姓名，彼此之间也不能知道他人的住处等等。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，全面掌握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的活动地点及住处，还有秘密接头地点。每次安排会议、组织活动，他都采取周密的保密和防范措施，确保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安全。

在他分管领导下的中央秘书处，也严格做好保密工作。那时，秘书处设有“文书、内政、外交、会计和翻译”五个科，工作头绪繁多且紧要，邓小平组织大家以极其秘密的方式分工开展，如把外送文件藏到鱼肚子里等，一切工作紧张有序，有条不紊地进行。

为做好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密工作，邓小平还下了很大功夫去了解上海地理环境。他对照地图，走街串巷，特别是到法租界、公共租界等地熟悉情况，很快便练就成了地地道道的“上海通”。他还按照中央有关“秘密机关群众化”“负责干部职业化”要求，先后经营过杂货铺、古董店，并且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对此，李维汉回忆：“六大开会期间，我和弼时（任弼时）受命负责留守中央，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……当时，每天上午九时，我、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”，地点就在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”。李维汉说的这个商店，就是邓小平开的杂货铺，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掩护作用。

此外，邓小平开展工作、参加活动也很注意化装隐蔽，尤其注意“符合身份的穿戴”。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：“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……他们来经常化装，到什么地方就穿什么。到租界穿得讲究，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，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，不注意，跟群众一样。”邓小平就是在这种“职业身份”掩护下，精心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并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，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。